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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展】赵显通:高校教师出国访学的现实困境与改革路径——基于22名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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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显通,讲师,从事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彭安臣,助理研究员,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院校研究。
引用本文:赵显通,彭安臣,刘绪.高校教师出国访学的现实困境与改革路径——基于22名教师访谈数据的质性分析[J].高校教育管理,2018,12(4):111-117.
摘要: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大背景下,全球高校都非常重视丰富教师国际经历、提高教师国际能力。在我国高校教师出国访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的背景下,目前却少有研究能够揭示和分析访问学者这类群体遇到的现实困境。文章运用访谈法对全国15所高校的22名来自不同学科且有访学经历的教师进行了调查,概括出六类主要问题:出国前的准备工作烦琐;访学外部驱动过强,内部动机不足;双方教师学术合作积极性高低不一;过程性监督缺乏实质意义;社会文化差异扰乱内生性学术追求;访学归来的扩散机制不健全。最后,文章从教师、院校和国家三个层面提出了访问学者访学有效性的提升路径。
关键词:高校教师;访问学者;现实困境;改革路径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的推进使得国际素养成为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各个高校都对教师出国访学持肯定和鼓励的态度,出国访学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鉴于此,研究访问学者的访学困境对当前高校教师国际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访问学者的问题探源及研究设计
(一)访问学者的问题探源
在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教师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开拓教师的国际化视野、提高教师的国际能力成为当务之急。国际化素养日渐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方面,而提升教师国际化素养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沉浸在他国文化环境中进行学习。教师出国进修既是“跨境教育”实践的一部分,也是教师“本土国际化”的重要内容。西方学者也提倡建立更多的教师发展国际项目,以提升教师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全球公民意识和技能,实现国家和院校的国际化发展目标。具有国际知识和经验的教师可以推动大学教学、科研、服务向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如果教师缺乏全球的和国际的经验和视野,那么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融入国际化内容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出国进修便逐渐成为提高教师国际化素养和能力的重要手段。以2016年为例,国家留学基金委全额资助公派访问学者名额由2015年的3000人增加到3300人,人数增加了10%;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及地方合作项目计划选派高级研究学者及访问学者名额由2015年的2100人增加到2450人,名额增加了14.3%。2018年,国家计划选派的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及博士后增加到3500人。现阶段有关访问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培养模式的经验性总结与建议以及访问学者跨文化适应方面,另一部分研究则侧重于访学的收益或效益方面。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将访学困境作为调查和研究的核心主题。由于这一主题自身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我们认为问卷调查的量化研究范式不能够充分予以回答。鉴于此,本研究选择了一对一的深度访谈方法,从全国各类院校选取有访学经历的大学教师进行深入访谈,调查其访学过程中遇到的突出困难并思考应对之策。文章中的访学困境指的是国内教师到境外从事访学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包括出国前、在国外和归国后3个阶段。
本次调查覆盖了全国15所高校,包括“985”院校、“211”院校、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及远程教育开放型大学;访学目的地国家囊括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几个国家;涉及的访问学者有22名,其中讲师10名、副教授8名、教授4名(见表1),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访谈为半结构式,既有面对面的访谈,也包括利用网络和电话进行的访谈,对于少数不便的受访者,研究者将访谈问题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受访者再进行回收。访谈主要围绕出国访学的动机、国外访学的主要学习和工作内容、遇到的困难及应对方法、对访学制度的意见和建议等问题展开。通过转录工作,本研究最终共收集了约6万字的文本数据。
表1 调查对象信息
二、访问学者出国访学的现实困境
通过对22名大学教师的深度访谈,本研究总结了六类访学困境。它们体现在访学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出国前、在国外和归国后3个阶段。
(一)出国前的准备工作烦琐,耗费教师精力
出国之前的准备工作总体上可以分为行政事务性筹备和语言培训。事务性筹备多是制度性需要,由于涉及跨国问题,所以教师必须满足本国及目的地国家的行政制度性要求。语言培训则是工具性需要,对于将来要在异国他乡生活工作的访问学者来说,语言是最基本的交流技能。
本研究通过访谈发现,高校教师在出国之前的准备工作非常零碎和烦琐,占用了教师大量的时间,消耗了教师大量的精力,并且其时间跨度一般为一年甚至更长。A老师指出:“要拿到邀请函、出入境许可,签证时需要面签,而且还要签担保、登记财产、做出入境体检等等,程序复杂,事情繁多。”不难看出,准备工作包括国外和国内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前者涉及搜索相关信息、联络有关院校及合作导师,而后者则关系到多个政府部门。由于涉及出境问题,很多机构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银行、医院、大使馆签证处等均会涉入其中并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牵扯到的机构越多,其过程相应地就会越复杂,因此烦琐冗长的准备工作并非都要归咎于国家留学基金委(以下简称“留基委”)的效率低下,而是一个系统的问题。
除去行政性事务准备外,语言培训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时间跨度大、精力耗费多的工作。由于绝大多数教师的访学目的地是一些发达的英语国家,所以教师都被要求接受英语培训。有些大学会设置一些专门的语言考试,通过考试的教师直接从所谓的“提高班”学起,而没有过线的教师就不得不进入“基础班”。在留基委方面,只有托福(TOEFL)、雅思(IELTS)和公共英语5级(PETS5)的成绩才会被认可。J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留基委对语言的要求并未对交流用的语言与学术性语言进行区分,“我觉得PETS5考得非常僵化,因为学者出国专业性非常强,不是日常交流的问题,更多的是专业交流。专业交流公共英语是考不出来的,很多学者是日常交流能力并不强,但是专业交流能力相当强。所以留基委对英语考试的设置是有问题的,这个东西限制很多学者出国,他考的跟实际用的基本没啥关系”。J老师认为,对于日常会话所用的英语,学者只要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就可以逐渐学会,“最主要是他能不能在学术上跟导师交流”。太过重视语言就会导致一些专业能力很强而语言基础一般的教师受到不公平待遇,进而丧失国外访学机会;反之,语言很好但专业能力薄弱的教师一般达不到访学的效果。
到指定机构参加培训并获得相应的证书是语言过关的标志之一。然而,T老师的经验表明,此举不确定性较大,很可能浪费很多宝贵时间。当时,要报名参加培训课的T老师发现名额早已经满了,根本没有机会。万般无奈之下,她只能给办公人员留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以期有人退班时过来学习。直到数个月之后T老师才等到机会,而且其学习期限要持续半年时间。由此可见,这种语言培训的方法要消耗教师将近一年的时间。另外一些教师则反映,语言培训要求360多个学时,这经常占用他们的周末及节假日时间。
在访谈中课题组还发现,有部分教师是由自己的工作单位资助访学的。相比于受留基委支持的访问学者,他们的程序就简略很多。例如,P老师所在的某师范大学每年都会资助一百位教师出国访学,对每人资助10万元,而且程序比较简便快捷。
(二)访学动机外部驱动过强而内部动机不足
大学教师出国访学的动机大致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部分。内部动机表现为较强的学术精进和视野拓展的需要,这类需要是内在的,与教师本人密切相关,并且出于教师本人的意愿。外部动机则指促使教师出国进修的教师自身以外的制度性因素和激励措施。
此次调查发现,少部分拥有高级职称的教授是出于自身的内部动机去访学的,例如研究需要或是拓展国际视野、增加国际经验等。然而,绝大多数处于事业发展阶段的讲师和副教授是出于评职称的需要而出国进修的,亦即职称晋升的制度性要求成为这部分群体出国最主要的原因。的确,本研究调查证实国内很多高校都规定,只有具备国外访学经历的教师才有资格向副高或正高职称晋升。受访者A表示:“最主要是评职称的要求,学校职称评审要求必须出国,这是最主要考虑,属于硬性要求。”受访者B指出其所在高校“2015年起,必须出国留学10个月以上才能评副教授”。受访者Q也指出:“第二个目的是我们学校规定评教授的时候必须要有访学经历,没有这个经历不能评教授。”通过访谈可知,相当多的教师并没有足够的内部动机支持他们出国进修,部分教师甚至存在一些抵触情绪,其原因不仅仅是出国前的烦琐手续和语言的长期准备,还在于出国的机会成本过大。H老师解释道:“你出去之后你的什么绩效啊,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只有基本工资,那就影响了你的收入啊,所以有些老师也不愿意出去访学。在国外的花销肯定比国内大,再加上老婆孩子都没办法兼顾,所以一些老师不愿意去申请。”但由于大学有这类硬性规定,教师们只得想方设法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出国访学。
(三)双方教师学术合作积极性高低不一
积极性又称积极主动性,本项研究的合作积极性主要表现为对学术性合作关系产生的一种能动的、自觉的心理状态。较高的积极性体现了中外双方教师对学术合作的热情、较强的聚合力以及对共同探究知识、研究问题的渴望。相反,低水平的积极性则表明中方或外方教师对访学中建立起的同盟关系持漠视的态度。本研究通过深入的交谈发现,无论是中方的访学教师还是外方导师,在合作的积极性上都存在或高或低的情况。利用一个简单的排列组合,我们可以对双方教师的合作积极性加以分析(见图1)。
图1 中外教师合作积极性分析
第一种类型是访学教师和其国外导师的积极性都很高(A区域),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合作模式。例如,访学于美国的B老师在出国前就为自己定下了目标,即与美国导师讨论、修改并发表自己的英文论文,“我当时手上有两篇文章,去的目的就是一个,让我的国外导师现场帮我改,改后我跟他一起投一下美国的杂志。我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B老师的身份更像博士研究生,他回忆道,“当时导师每周都让我去听博士生的沙龙,每周都要在咖啡厅跟我约见,给我改文章,而且改得非常认真仔细”。访学于英国的P老师也与其导师建立起了非常紧密的合作和指导关系。他所研究的兴趣点与其导师高度吻合,而且“论文的选题都是在我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的,比如如何写,写完之后他帮我修改,可以说是让人非常感动的”。这种情况可以概括为教师访学目标性强、工作积极主动,外国导师态度严谨、认真负责,其关系类似于博士研究生与导师。这种类型较为常见。
相比之下,C区域的情况则完全相反。一方面,访学教师没能够与其指导教师建立起密切的学术性合作和指导关系。受访教师本人在访谈中也并未特别提及其与导师的互动和联系,因而本调查姑且认为这类访问学者对与导师合作和沟通的积极性不高,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国外的导师也较少主动提出与中国大学教师进行交流,或是提供学术方面的协助,换言之,导师的积极性也不高。不得不承认,此次调查中所发现的这种“双低”的情况并不少见。
第三种类型是中方教师的积极性高而其外国导师的积极性却不高(B区域)。例如,在英国访学的K老师描述道,“我们访问学者去了之后是想学习的,是想学习你优秀的东西的,然而外导却把我们访问学者晾着。我觉得这个有点浪费时间,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可是你什么都不让我参与,纯粹就只是自学,就没有起到实际效果”。尽管访问学者自身有着比较明确的目的,访学态度端正并且积极性也高,但是国外导师态度消极,对中国学者置之不理、不闻不问,这最终导致学习目标无法达成、沟通交流无从实现、学术联系没有建立,访学失去意义。此类型尽管属于个别现象,但却客观存在。最后,本研究并没有发现导师积极性高而访学教师积极性低的情况(D区域)。
(四)过程性监督措施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政府相关部门对于高校教师出国访学都有相应的监督政策和措施,其目的在于让有限的公共资源得以更加合理、充分的利用。然而,这些政策和措施究竟有多大的实质意义以及能够发挥何种效力却是一个问题。
国家对于公派教师访学期间的监督缺乏严格性,导致教师出国前制定的访学计划不能切实得以履行,监督的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依照现行的过程性监督措施,留基委要求每位访问学者每3个月向驻外使领馆提交一次报告,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但是,很多受访教师均表示此举逐渐流于形式,丧失了实质性作用。例如,G老师感觉到这种措施并没有起到特别好的监督作用,很多学者并未认真对待报告撰写和工作汇报,只是简单地填写一下敷衍监管部门。L老师说道:“过程监管有问题。像我们来了之后3个月交研究报告,交导师签个字,只要跟导师关系不是太差。就随便填填,也没有什么一定的要求,签一个报告,然后提交给那个领事馆。其实留基委也不管了,访问学者到了之后都是领事馆负责管理,所以把报告就提交给领事馆,领事馆审核一下就行了。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要求了。”类似地,身为教授的M老师也分析道,“由于体制和管理问题,我们国家的访学基本上流于形式。我就不去英国,坐在办公室就可以写出访学报告”。
(五)社会文化差异扰乱内生性学术追求
对于很多教师来说,访学基本上都是他们第一次经历在国外的生活。可以想见,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意料不到的困难,这对他们自身的访学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比如,G老师和K老师明显感觉到了生活在大城市中的资金压力。G老师的访学学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当地的房租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有限的资金支持显然捉襟见肘,但如果选择住在房租低但路途较远的地方又会给访学工作带来不便。在伦敦访学的K老师发现,国家的资助标准已经固定在每月1150英镑很多年了,而当地的房租在持续上涨。两位教师的例子表明,留基委对于访问学者的生活补助需要重新划定层级,现行的标准对一些访学于大城市的教师来说明显不合理。I老师在美国的生活可以称得上异常艰苦,他和其他几位教师一并住在贫民区,遭遇了蚊虫叮咬、寒冷甚至是人身安全等诸多问题。T老师在英国办银行卡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她描述道“办银行卡办了差不多3个月。我去之前国家只给我发了3个月的生活补贴,从第4个月开始大使馆就把钱打到我英国的账户上。但实际上3个月之内我都没把银行卡办下来,所以我差点都没领到生活费”。而Q老师则在住所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她到达美国之后租的是访学学校的房子,但没过多久就被告知房子因为年代过久而就要被拆除重建,这让Q老师措手不及。
访学教师所遭遇到的这些生活中的困难体现了国内外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致使教师们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熟悉他国的习俗和社会规范。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教师的心理状态和情感态度,进而对其学术事业造成负面影响,使其难以专心治学。
(六)访学成果的扩散机制不健全
访学归来的教师需要一种扩散机制以便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国际经历与知识,即访学成果。这种“有温度”的亲身感悟和收获不仅对教师个人来说弥足珍贵,而且会影响到其所在院系甚至是整个大学。但是,这中间需要一种扩散机制来将个人收益与整个集体联系起来,使影响从访问学者传递或传播到其他人和机构。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这样一种扩散机制并不健全。
哲学出身的H老师给出了一种详尽的分析。他认为,事实上每位访问学者都有很多体会,但是这种体会在我们国家的扩散机制是缺失的。教师出国访学,一般都会学习到新知识和新思维,了解国外学术界的动态与发展。归国后,访学教师肩负着将国际交流所得传播开来的重要使命。然而国家在这方面缺乏有力的措施,访学活动的结束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种终结,而很少有人进一步考虑访学对大学中人和机构、部门的持续性影响,这就使得访学效益的展现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教师们仍旧在各自的狭隘领域内孤军奋战,缺乏与同行的沟通,不了解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趋势,出国访学的积极效果难以彰显。
三、访问学者访学有效性的提升路径
本研究通过对22位教师的深度访谈发现,绝大多数教师都非常认可现行的制度,认为国家鼓励学术人员出国进修学习是一种很好的举措。M老师认为:“从本质上讲应该是提倡的,也只有咱们走出去,有这种举措,我们才能改变,吸收国外新的东西,把咱们以前陈腐的东西转变一下。”O老师承认:“国家为访问学者制度付出了很多。”S老师说:“我觉得很好,通过国家政策现在访学的机会也多,地方、国家都有这种项目,为我们这些学者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然而如本项调查所发现的那样,目前大学教师国外访学仍然存在着包括访学之前的准备工作烦琐、访学动机外部驱动过强、与访学导师的合作机制错综复杂、过程性监督措施流于形式、访学期间的生活困难重重和访学归来的扩散机制不健全在内的诸多问题。文章从教师、院校和国家3个层面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议和措施以增进教师访学收益。
(一)专业驱动型访学的内生机制建设
教师应持有出国进修的正确态度与动机。教师要满足其岗位聘用、考核及职称晋升等实用性动机无可厚非,但不应过于纯粹地追求这些功利性指标而耗费出国进修时间及公共资源,而应从长远出发正确认识进修的意义和价值,在出国进修之前就制定好科学合理的研修计划并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教师应当端正访学态度,把访学计划的制定当作一个认真思考、统筹规划即将开始的国外学习和体验的良机,而不是简单敷衍相关部门、为自己争取出国机会的手段。正如E老师说的:“毕竟我是带着任务出去的,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出去之后要给自己压力嘛,没有压力人就废了。这一年出去回来人家要考核你,单位、领导要考核你,你得有点产出。”通过调查课题组发现,绝大多数教师到了国外大学之后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宝贵的时间和自由的空间,脱离了国内琐事的干扰。但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即教师本人如何合理、高效利用这段时间和这个空间。越在出国前缜密、科学规划访学的学者越能够从国外经历中受益,反之就会浪费访学机会和国家的物质资助。
访学教师要在具体进修过程中积极主动参与学习,严格执行研修计划,进行沉浸式体验和学习,汲取精华、吐陈纳新,并将其逐渐内化为自身涵养,增强内在动机,促进专业发展和国际化素养的提升。此外,教师个人还要努力排除与访学关系不大的干扰因素,如尽量避免携带家属尤其是孩子出国访学,这会分散访问学者的很多精力,造成教师无法安心学术。在国外生活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料之外的问题和困难,大学教师要有勇气去面对,也要有智慧去解决。通过访谈课题组发现,绝大多数教师在困境面前并未怨天尤人,而是展示出了做生活中强者的姿态,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点。
(二)完善访学成果扩散机制,扩大访学成果受益面
从属性上看,出国进修作为一种拓展式迁徙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对提高学校的发展潜力、综合实力和国际化水平等大有裨益。因此,从高校层面上讲,学校管理层要意识到对出国访学质量考察的重要性,健全和完善访学成果扩散机制;要努力防止教师进修效益的退化并实现教师和大学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机制应当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积极鼓励访学教师利用在国外积累的学术人脉资源为所在院系乃至大学服务,比如引进海外人才,邀请外国专家学者为本校师生讲学;支持访学教师在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倡导访学教师充分利用在国外积累的跨文化、国际性知识和社会生活经历为教学工作服务。教学是大学教师的重要职责,国外的经历、阅历与知识可以为教师授课提供丰富的素材。教师本人的主观感受比死板冰冷的课本知识更有感染力和可信性,如果其能被恰当地运用到教学中,无疑将会给课堂带来活力。有访学经历的教师甚至还可以考虑开设崭新的国际化课程以提高本院系教学的国际化水平,推动国际视野下的前沿性知识探索。高校应当制定和完善相应政策和措施,对在这种扩散机制中表现积极、业绩出色的教师予以一定的奖励,而不能把访学经历和时间长短作为职称评定的唯一参考。实际上,访学制度是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访学并非只有语言能力提升和职称评定筹码这样的短期效益,其影响和受益面将会在院校层面长期存在并大力推动高校的国际化进程。而大学的管理层和决策者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完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为访学效益的展现创造有利条件。
(三)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和广度,完善对出国访学项目全过程的管理
从国家层面上讲,首先,政府机构在制度设计上要尽可能简化出国访学程序,优化申报程序,改革语言要求,设置更为合理科学的语言考核制度。其次,在资金支持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应在所能承受的有限资源供给条件下从广度和力度上进一步增加对访学教师的财力支援。从广度上看,出国访学制度理应惠及更多有需要、有能力到国外进修的大学教师。F老师认为:“国家现在经济发展上去了,在可能的情况下,再把受众面扩大一点,让大家多出去看一看,多交流一下,这是有必要的。”从力度上看,决策者应当意识到,发达国家尤其是一些主要的世界级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都在提高。这就需要有关部门重新评估并科学划定资助标准,保证访问学者有足够的资金解决衣食住行问题,使其安心治学。除了国家这一主要的资助主体外,我们还应当以创新理念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经费筹措机制,通过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调动社会资源参与的积极性:建立校企联合培养制度,将科研成果转化与留学人才培养相结合,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能动性,扩充经费来源,弥补国家经费投入的不足。再次,政府要完善对出国访学项目实施的管理、监督和评估工作:在出国项目实施前应制定完善的“一揽子”管理计划,并在实施的各阶段严格执行;在人员选拔方面,秉承“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加大对申请教师的资格和能力筛选力度,让真正有发展潜力、适应能力强、前期准备充分和专业素养过硬的教师脱颖而出。正如M教授所言:“就学术研究而言,你总要让他拿出学术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准许他研究,不能说是谁去了都能研究。出去的人必须是有真正需求的,能确确实实在国外做研究。这些人去,回来就是人才。”同时,政府还要加快建立留学人员管理信息平台,加强派出部门、留基委和驻外教育主管部门三方联动,及时掌握派出人员信息,保证在外人员按照留学研修计划完成公派留学任务。最后,留学回国人员任务考核机制要有所创新,即利用留学人员管理信息平台建立教师公派学术档案,加强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的信息储备,实现回国任务考核在各部门、各阶段的信息共享,并通过对优秀回国人员的科技项目进行择优资助,鼓励在外留学人员认真履行留学协议,完成访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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